Gladys Aylward 艾伟德

 谌旭彬 (文)


艾伟德(Gladys Aylward),1902年出生于英国。1930年来华,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国籍。1970年病逝于台湾。

跋涉来华

艾伟德与中国发生关系,相当偶然。

她出生于底层家庭,成年后做着家庭女仆的工作,梦想成为一名演员。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,“了解到中国的百万人民从未听过耶稣基督”,而觉得自己“理当做些什么”。她试图动员身边的朋友和亲兄弟前往中国,但无人响应,且被嘲笑“那是老处女的工作。你为何不自己去?”

艾伟德决定自己去中国。

从伦敦到中国的船票需要90英镑,她改走铁路。售票员用了两天时间,才帮她查明,从欧洲经苏俄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铁路票价是47.10英镑。艾伟德选择分期付款。1930年10月18日,她凑够了火车票,怀揣着2英镑9便士,和两个塞满了饼干、腌牛肉、干豆鱼、肉块、煮鸡蛋的手提箱,离开了父母和家乡。

旅途并不顺利。

在西伯利亚一个叫赤塔(Chita)的小车站,艾伟德被苏联人扣了下来,原因是她护照上的“Missionary”(宣教士),不知为何被误写成了“Ma-Chinist”(机械师),苏联人对这位想要进入日本人控制范围(东北)的“机械师”心存警戒。费了很长时间,艾伟德才得以让苏联人相信她并不懂机械。在海参崴,她又碰上了同样的问题,苏联人扣留她的护照,监视她的房间,劝说她留在苏联工作。这一次她只能选择潜逃,途中差点被抓回。她登上一艘开往日本的船只,再从神户坐船到天津,最后抵达山西阳城。这里有一位73岁的女传教士珍妮·劳森(Jeannie Lawson),在等着她的到来。


八福客栈

在阳城,艾伟德与珍妮·劳森开了一家“八福客栈”。她开始正式学习中文,向在客栈歇脚的骡队传播“八福”。

所谓八福,指的是爱、德、恭、忍、忠、真、美、信。

几个月后,珍妮·劳森去世;客栈运营陷入困境。所幸的是,艾伟德被阳城县县长聘请担任了“放足专员”,有了固定薪俸。在阳城的这几年,艾伟德穿中国服装,吃中国食物,说当地方言,“完全像个中国妇人”。她常年走村串户,致力于终止阳城的缠足恶俗。

担任“放足专员”期间,艾伟德开始收容孤儿。

第一个孤儿,是她用了九便士,在阳城大街上,从一个女人口贩子手中买来的。孩子病得很重,又瘦又脏,全身是疮,正暴晒在阳光下。

孩子缓解了艾伟德的孤独感:

“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生活,填补了那痛苦的空虚感,这里有个人是我可以爱、可关心的——这个人的眼睛会因我的靠近而发亮。我帮她洗澡、喂养她,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,并且她令这个地方有如家一般。”

但当孩子的数量超过了20个时,艾伟德开始“常常渴望有一些安靜的時刻”。


逃离战火

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旅程。

日军管制了大路,艾伟德必须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,走人迹罕至的骡道。她没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食物,也没有足够的帮手。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,最小的3岁。政府只为她提供了一些“足够维持到下个城镇”的粮食,派了两个人帮助搬运。

艾伟德的第一步计划是抵达垣曲,在那里渡过黄河。

阳城与垣曲,两地县城相隔约170公里,今天自驾不过几个小时,艾伟德带着100多个孩子在山区一共走了12个日夜:

“我们睡在路旁或庙寺里。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渡过一晚,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。我们没有毡子,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。我们沿路乞讨食物,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麦片粥。日子逐渐过去,孩子们变得焦躁、极度疲惫并常常流泪。‘爱维德,我的脚痛’、‘我的鞋子穿破了’、‘爱维德,我的肚子痛,我不能再走了’……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,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。”

12天后,她们抵达垣曲。但迎接他们的,不是丰盛的食物,而是绝望。

根据“焦土抗战”的指示,国军已将这座城市弃置,“每间屋子都是空的,那里没有任何食物,孩子们失望地大哭。”

艾伟德找到几个负责警戒的士兵,乞求食物,但士兵们回应:自己的粮食也只够吃三天,没有办法喂养一百多个孩子。

日军随时可能打过来,渡船已全部被国军管制在了对岸,停止行使。孩子们没有吃的,也过不了河。

在垣曲的第一天,所有人聚在一起,喝了一锅稀粥。

第二天,艾伟德安慰孩子们很快就能过河,河那边有很多食物,然后再次去向驻军乞求粮食,但所得甚微。走投无路之际,她质问自己:其他人都不为孩子们烦恼,为何我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?

第三天,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到来,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艘船。送孩子们上船前,军官对艾伟德说:“你选择了一份奇怪的工作”。

过河后,孩子们饱餐了一顿。

艾伟德的第二步计划,是坐火车前往西安。

但这个计划也破灭了。火车朝西安只走了一段就停下来,他们被要求下车。理由是前方铁路在日军的炮火射程范围内,火车不能继续前行。孩子们要去西安,只能翻过另一座山,抵达潼关。两名士兵被派来帮助艾伟德:

“这段旅程远比我们曾经历的更差。山路陡峭并且多处坍塌。我们必须爬过松动的岩石并滑下陡峭的山坡。这段旅程有如恶梦,若没有士兵的帮忙,很多孩子绝无法走完。当他们到处滑行时,我们必须持续地注意他们。”

爬了两天的山,艾伟德和孩子们抵达潼关。车站的管理员告诉她,日军能从对岸炮击到铁轨,这里已不再有火车行驶。艾伟德绝望地哭喊,管理员心软了,告诉她,每天黎明前,会有一辆列车关闭灯火,冒着被炮击的危险通过潼关。如果艾伟德能保证孩子们的安静,那么他可以帮助他们登上这辆火车。

这辆火车也只开了一小段。艾伟德与孩子们再次下车步行,一路乞讨了三天才抵达西安。在西安城门口,她再遭打击——城内粮食紧张,西安已对难民关闭了所有城门。

病得浑浑噩噩的艾伟德,绝望地绕着古城墙转圈。幸得好心人指引,她得以将孩子们带往扶风,那里有以宋美龄的名义设立的陕西第二保育院。

旅程至此结束。孩子们一个不少。艾伟德感染的斑疹伤害恶化成了肺炎,她休养了一年,才康复过来。


终老于台湾

1941年7月15日,得内政部许可,艾伟德加入中国国籍。

1941~1944年间,艾伟德在甘肃、成都等地从事从事狱囚和麻风病人的拯救工作。

1949年,艾伟德返回英国。BBC记者Alan Burgess将她的故事写成《The Small Woman》(小妇人)一书——她的身高只有150公分左右。

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也报道了她的事迹。福克斯公司根据《The Small Woman》一书,拍摄了电影《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》(六福客栈),由英格丽·褒曼主演。艾伟德对电影并不满意,因为电影中出现了艾伟德与中国军官接吻的镜头。艾伟德说:

“我在中国碰到一位中国上尉,他是一位忠实负责的中国军官,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任何可以说是爱情的故事,就只有这一件,但我们从未拥抱接吻……”。

1957年,艾伟德返回台湾。两位受她收容之恩的年轻人在码头像儿子迎接慈母般将她接下船。宋美龄在接见中,感谢她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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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1月,艾伟德去世。“艾伟德儿童之家”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道:“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,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,是对她的遗忘。”

source: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1mTY_a4cIZ_q1TK6eT5i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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